不久前，年輕人最愛的“潦草小狗”余華又雙叒叕登上熱搜，這次總算不再是因為開水燙嘴而出圈的錶情包，而是個關於作家本職的正經事：他登上了著名文學刊物《巴黎評論》“作家訪談”欄目，編號No.261，成為該刊首位受訪的中國作家。
這一事件帶來某種“流量倒灌”，與其說是榮譽加諸余華，倒不如說，在這個節點上，是一位年過六旬的“流量作家”憑借自帶的高話題性，助力一本年過七旬、神壇只立於小眾圈層的文藝刊物走進了國內大眾視野。
除了圍繞文學的寫作、教學、研討，這些年余華鮮少接受公開採訪，奈何“時代已經變了，冷靜的主動權已經不掌握在個人手上”。十幾年前的只言片語依然在被年輕人“盤包漿”，間雜幾個月前因為新冠初愈而淩亂憔悴的面孔，余華的爆火是種“假性活躍”，網際網路上的事件之間沒有時序，這一點倒和他的創作偏好遙相呼應，套個他的金句：“人生就是自己的往事和他人的序章”。
我們總說現在年輕人有意義危機，而塌不了房的余華總能治好精神內耗。作為“人與作品雙紅”的樣本，年輕人欣賞他的氣定神閑，追捧他的活潑和“油麥”，將他的發言奉為“網際網路嘴替”與觀點代餐。
而他是如何辦到的呢？也許一切早有端倪，在1989年夏天，初露鋒芒的新銳作家余華說起“一些讀過我作品的讀者經常這樣問我：妳為什麽不寫寫我們？
“我的回答是：我已經寫了妳們。”
“離開這裏，去外面玩”——余華走出的第一步
據余華在紀錄片《一直遊到海水變藍》裏的說法，“成名了”的感覺在一生中就出現過那麽一回，大概就是在八十年代末、苦投短篇小說許久之後，終於收到雜誌社的主動邀稿信時。那會兒是自由來稿的黃金期，各類文學雜誌蓬勃發展，優質內容填不滿版面，遠在北京的編輯們會一封封認真拆看陌生的投稿，幾個來回後，正在海鹽苦悶地當牙醫的業余寫作者余華與他的機遇相撞。
海鹽臨海，空氣腥鹹，27歲以前，余華在這裏過著不耐煩的生活。兩次聯考失利後，他成了牙醫，每天低頭是一張張“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嘴，擡頭是一扇只能看到世界一角的窗戶。多年後說起來，他會興致勃勃地回憶從前在小鎮的池塘裏跟著部隊的大人們電魚、在父母工作的醫院太平間睡午覺的趣事，但在二十多歲的當口，他滿心滿眼只想著“能夠離開這裏，去外面玩”。
後來這個夢想成真了。30年後，他用依然濃重的江浙鄉音，嚮媒體回憶起第一次上京改稿，編輯部讓這個南方來的楞頭青到處玩玩，他認真貫徹落實，狠狠玩了一個月，把所有能去的地方去了個遍。玩對余華來說是件頂重要的事，最著名的段落也許要數他將癱瘓的好友史鐵生推上球場，讓他坐在輪椅上當守門員，“他們誰也不敢往那兒踢”。
2016年，當余華被問起為什麽近期沒有新作品時，他回答說，現在生活比當年寫小說時豐富多了，好玩的東西多，誘惑也多。諸如此類直給的發言在這兩年被熱衷網際網路考古的年輕人們一一撿拾起來，收入“潦草小狗語錄”。
和項飆和風細雨地點出“重建妳的附近”時不同，也和那英豪邁敲下“媽的最煩裝逼的人”時不同，余華帶來的是種“懶得重建”也“煩纍了”，但“我懂妳”的心理慰藉，他在說的，是如今世界所稀缺的“誠懇的大實話”。
從“永遠不要相信苦難是值得的，苦難就是苦難”，到“年輕人熱衷於算命多少也是一種上進的錶現”；從“一個女生想要躺贏，一輩子命好，有一個秘訣是精神上不受力”，再到“精神內耗不是一件壞事，內耗其實是在尋找一種出口”。
流量眷顧余華，網際網路上的人們樂此不疲地將他說過的話、做過的錶情配上帶節奏的音樂和醒目的藝術字分段傳播，他對此的回應謙虛而正確，“作為一個作家，我得到的已經多得有點過分了”，然而僅僅將之歸因於幸運還不足夠，讓“潦草小狗”深得人心之處，也許在於他對這份幸運併不懷有感激，於是也就沒了迎合。硬要說有一絲感念，那也是“淡淡的”。
也許就像霍金所說，人總會感動於遙遠的相似性，那股由余華說出的對躺平的淡淡嚮往和對繫統的弱弱嘲諷，配合一點對現狀的溫和共情，是無數個輾轉在格子間、通勤路上以及無力扭轉現實的年輕人的共同心聲。
每個人都在呼喊一個余華，期待那個余華出現在自己生活的那片細雨中，用獨有的語調告訴自己：
“文學不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事情。我鼓勵我的學生也這樣思考。最近，我告訴其中一個人‘我們今天下午見面討論一下妳寫的故事’，他說‘教授，我今晚要去俱樂部’，我說‘好吧，玩得開心’。”
首先，妳要相信“相信”——余華的先鋒和特別
在我們得以窺探的片段裏，余華始終是個樂呵呵的“精神小夥”，很難將現實裏的他和寫出痛徹心扉的福貴一生的作家聯繫起來。可要說回作品和文學創作，雖然傳播度顯然無法比肩那些回應社會情緒的金句，余華說過的話卻明顯要更多，也更個人。在《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取得市場成功的蔭蔽下，我們總是忽略一個事實：余華出道時是一位先鋒派作家。
他曾在一次媒體採訪時將這事打著哈哈說出來：如今許多寫論文研究他的作品或創作觀的高校學生，甚至沒有讀過他的早期代錶作。余華的早期作品多為短篇小說，成名作《十八歲出門遠行》寫青年的理想、睏惑、幻滅與成長，被莫言評論為“中國當代文壇上的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那時余華曾一度堅信，“找到了自己一生的敘述方式”。
有一段時期，余華沈迷於創作“戲仿小說”，借某種範式的殼進行文體創新嘗試，他寫出《河邊的錯誤》來戲仿罪案小說，寫《古典愛情》來戲仿才子佳人，也寫過一篇極妙的戲仿武俠《鮮血梅花》，講一個不會武功的年輕人為父報仇，途中經歴一些雲裏霧裏的事，最終發現仇人已死於他人之手，全篇我們屏息等待一場打鬥，而對決從未發生。
他酷愛裁剪敘事的時間軸，在短篇小說《往事與刑罰》《此文獻給少女楊柳》中，現實與虛幻、過去與將來被併行縫合進語言，時間在故事裏分裂、重疊、錯位。在1989年《上海文論》上，余華寫下帶有宣言傾嚮的先鋒派創作談，“當我們拋棄對事實做出結論的企圖，那麽已有的經驗就不再牢不可破。”這個觀點發祥於那年元旦第二天，他與史鐵生的一場討論：在瓶蓋擰緊的藥瓶裏，藥片是否會自動跳出來？
“他（史鐵生）嚮我指出了經驗的可怕，因為我們無法相信不揭開瓶蓋藥片就會出來，我們的悲劇在於無法相信。如果我們確信無疑地認為瓶蓋擰緊藥片也會跳出來，那麽也許就會出現奇跡。可因為我們無法相信，奇跡也就無法呈現。”
而寫作可以讓讀者進入某種相信，前提是作家先掙脫常識，躍入想象。那是九十年代的余華，熱衷於討論什麽是真實，以及何為自己的敘述語言。他寫下“生活事實上是真假混亂和魚目混珠”，也寫下“作家和作品之間有一個敘述者的存在”。哪怕三四年後觀念有所鬆動與發展，他依然懷著坦然寫下，“一個作家的不穩定性比他任何尖銳的觀點更為重要”。用現在流行的概念，對於創作，余華始終抱持極高的自我認同。
如今余華已是文壇頂流，人們早已忘記，甫一出道，他的作品便始終處在文學批評的漩渦中心。用他的話說，自己這幾十年是在批評裏泡大的。《活著》初版時印量不過三仟，水花有限，那時具有代錶性的批評是“一個先鋒派作家居然用了趙樹理風格的書名”。而《許三觀賣血記》後，這種疑慮進一步擴大：支援先鋒文學的人發現他變了，老一代的批評家還沒准備好接受他，他處在兩頭不討好的夾縫中，“很孤獨”。
不過，他也用自己最熟悉的拔牙梗來消解，“直白地說，走到我今天這一步，批評已經不會再把我打回去拔牙了，所以我已經不那麽擔心批評了。”不想額外承擔映射社會的責任，也回避扮演流派旗手的角色，從始至終只針對自己的寫作，追求更加接近真實，“藝術家只能來自無知，又回到無知之中。”
頗具爭議的《兄弟》上市後，余華不止一次錶示自己最喜歡《兄弟》。這一方面是因為“《兄弟》被人欺負得最多……如果妳有四個孩子，哪個孩子老被欺負，妳肯定最心疼他”；另一方面，他會用余華式的直白說出一些“小狗誇誇”：《兄弟》的確就是寫得很棒。
關於余華給不了妳的那些——當“世界破破爛爛，潦草小狗縫縫補補”不再全靈
余華制造了嚴肅文學的銷售奇跡，併持續刷新自己的記錄。然而最近，討論聲又一次出現在一本新上市的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社交媒體上的口碑起起伏伏，有人說，被標題忽悠了，全書只有兩三篇在講“巨大的差距”；還有人說，這部新作“金句沒有之前幾部那麽多了，不推薦”。但在那些被“句子迷”摘抄出的片段裏，高頻出現的那句卻顯出一種別樣的幽默：“人和人交往還是少說話，克制錶達欲，平靜溫和就好。”
余華給得了共情，給得了佳句，以及煩悶日常裏的開心一刻，卻也有他給不了的。
語言是種路標，身為作家，余華最愛的也許就是拆路。有人記得他說過“年輕人還是得上大學，不要在開頭走窄路”，也有人記得他說“我現在的奮鬥的最終的目標，就是為了躺平”，陳述落地成為判詞，被人反復捧起與傳頌，卻很少有人記得，在1989年夏天，青年作家余華曾在文學評論雜誌上寫下，“不確定的敘述語言和確定的大眾語言之間的根本差異，前者強調對世界的感知，後者則是判斷。”
余華併不需要更多的判斷了，往後無非是大剌剌地“做余華”，文學雖不是唯一重要的事，卻是他關於自我，唯一選擇暴露在公眾目光裏、與世界分享的東西。錶達可以詼諧，概念可以祛魅和解構，靶心卻極少出現偏離，想與寫作相關的事，說與創作相關的話，故事從寫短篇、寫劇本到寫長篇，“對於一個作家來說，一生中就是兩步，第一步就是找到文學，找到文學以後，第二步就是找到自己”。
說來這也沒有什麽高深之處，那些被年輕人驚呼“戳中我心巴”的話併不是為年輕人而說，它們老早就在那裏，是余華適度回應這個世界留下的一些喃喃，沒有“倚老”也沒有“媚青”，那是他自己的“活著”，“不是為了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
在余華的回憶裏，1989年10月的北大“一片鶯歌燕舞”，打麻將的聲音和談戀愛的身影就在耳邊眼前；而第一次看伯格曼的《野草莓》帶來的沖擊讓他足足走了30公裏才平復心情，“原來這才是電影”。在他的敘述裏，一切都透著生機，聽者就這麽跟隨他一同興高採烈，對平平無奇的事也揣著份好奇。
而他的真實生活是什麽樣？確定的是，妳的生活與他無關，潦草小狗解決不了妳的生存危機。余華有余華自己的生活，那一定是“不被鬧鐘吵醒的生活”，是“精神不受力”“好玩死了”的生活。笑過“粉”過之後，不確定的那部分依然漂浮在創作的海平面下。
又或者，可能就像賈樟柯在微博裏寫的：
“和老夥計們在後海玩，喝了***茶，打了會兒撲克。夕陽西下，大家坐捷運回家做飯。”
一種極好的，與金句無關的生活。
